“腰部省会”持续发力 贵阳的崛起与突围

4个月前,来自贵州遵义的90后冯立青,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,离开学习,生活了8年的北京,回到了贵州的省会贵阳,加入一家互联网独角兽,负责贵州区域的市场营销工作。

4年前,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她,经过激烈竞争,拿到了进入英特尔的工作机会。当时,她对于回贵州工作“想都没想过”。但近年来,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风生水起,在科技领域既诞生了本土独角兽,也有越来越多一线科技企业在本地建立团队,拓展业务。

“来自贵阳的猎头电话越来越多,岗位也越来越优质”,在北京始终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的冯立青,和越来越多的同龄人一样,开始从北上广深回流至“新一线城市”或家乡的省会。

改革开放至今,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,诞生了北上广深四大实力强劲的一线城市。近年来,以杭州,成都等为代表的“新一线城市”也迅速崛起,成为舆论焦点。

同时,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,除四大一线和十余个“新一线”城市之外,还有一批城市,它们和北上广深尚无法相提并论,但在宏观政策,区域环境,产业变革,决策实施等多个维度中把握机会,利用后发优势,成为各个区域发展的中坚力量。

比如,近年来位于中西部的3个省会城市:南宁,贵阳和太原,发展速度迅猛,且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上十分相近。

2021年3月发布的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,描绘了一个未来国土建设的发展蓝图,在全国列出19个城市群,明确指出:全面形成“两横三纵”城镇化战略格局。而贵阳,南宁以及太原正是上述规划的19个城市群中,黔中城市群,北部湾城市群以及山西中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。

这三座城市目前在全国城市GDP百强榜中虽然位列中游,但是其发展潜力有目共睹,近些年对人才,资源的吸引也日渐增加。本文就以这三个城市为样本,透过其发展历程,观察在都市圈,城市群的时代,谁有望在悄然崛起的“腰部省会”中脱颖而出?

都市圈时代的城市群竞争

城市的发展和竞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,潮起潮落之间,城市兴衰和普罗大众的生活也息息相关。唐朝时期盛传的“扬一益二”,正是商贸发达的扬州,成都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首都长安,东都洛阳,背后折射的是战乱之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,长江流域地位上升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,同时也进入了城市化第二阶段,即都市圈和城市群化。在这一阶段,不再是单个城市竞争,而变成了中心城市联合周边区域城市形成的城市群竞争新形态。

近日发布的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,明确提出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,这些城市群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以中心城市(直辖市,省会城市,副省级城市)为核心。具体来看,19个国家级城市群大多聚集在“胡焕庸线”的东侧,而在边缘的中西部地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。

在当前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,在一带一路,内外循环等多重国家战略的加持下,新一轮西部大开发,中部崛起战略启动,也意味着中西部城市群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期。

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“北部湾城市群”,在5年前的“十三五”规划中,仅定位为“规划引导”发展,而在最新的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,则被列入发展壮大的行列,这也意味着该城市群地位上升,建设卓有成效,未来仍需做大做强。

此外还有“黔中城市群”,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翘楚,已经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。

从企业增长数量可窥一二,天眼查数据显示,2011-2020年十年期间,以长三角城市群企业数量涨幅为基准值,企业数量涨幅最高的两个城市群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。其中,黔中城市群企业数量涨幅高达180.0%,成渝城市群为137.5%,分列第一,二位。

三大“腰部省会”的争锋之路

省会城市是所在省域的政治,经济,文化,教育,医疗,交通等各个领域的中心,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龙头。在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后,以及城市群竞争的大背景下,省会城市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。

贵阳,南宁和太原三个“腰部省会”在规模体量上和东部省会存在差距,但其发展速度强劲,过去一年在全国GDP百强城市的名次分别上升4,3,1个名次。

 贵阳是贵州省省会,定位为西南地区区域中心城市,西南地区交通枢纽城市。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311.65亿元,同比增速为5%。2019年贵阳人均GDP为8.19万元。

 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,是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城市,交通枢纽城市和丝绸之路的门户城市。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726.34亿元,同比增速为3.7%。2019年南宁人均GDP为6.17万元。

 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,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。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153.25亿元,同比增速2.6%。2019年太原人均GDP为9.04万元。

回顾“十三五”期间经济发展亮点,贵阳市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为8.3%,累计完成工业投资(不含园区基础设施投资)1859亿元;南宁市服务业增加值近3000亿元,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5%,是2015年的1.74倍,金融业增加值较2015年增长44.59%;太原市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70%,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.0%。

如果时间线再拉长一些,3座省会城市的表现更为直观。据统计,2009年-2019年期间,贵阳市的GDP增幅达到了315.64%,南宁市的增幅为195.54%,太原市的增幅为160.78%。

在23个省会城市的GDP增速当中,2013年-2018年,贵阳市连续6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。

正如广西提出的口号,“首府强则广西强”。对国内很多省份来说,中心城市就是省会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指出,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,深入推进北钦防一体化,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,共建北部湾城市群,建优建强北部湾经济区,扬起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,高水平开放的龙头。

贵州省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指出,将培育壮大都市圈和城市群,重点打造贵阳—贵安—安顺都市圈,遵义都市圈,贵阳城市经济首位度提升到26%以上。

做大做强省会城市,以“强省会”与“国家中心城市”为双重发展战略,提升城市能级和在全省的引领地位,已成为不少省份的共识和选择。这也意味着,城市群的竞争将演变为一场“省会之战”。

“贵阳经验”:省会拉动城市群典型样本

过去10年,经济增速领跑全国省会城市的贵阳,从大幅落后到赶超太原,迫近南宁,其中有何秘诀?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“十三五”时期,贵阳经济实力大幅跃升,其中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4%。

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,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西部城市抢抓创新发展机遇,奋力实现后发赶超的生动案例。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,今年贵阳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升级突破,力争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1800亿元。

该市将聚焦建设数据中心集聚区,电子信息制造,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,积极申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国家枢纽节点,努力培育大数据引领示范企业50个,建设10亿级大数据产业集聚示范基地5个以上。

除大数据产业外,“十三五”期间贵阳市共引进落地先进制造业项目897个,约定总投资2235.95亿元,恒大新能源汽车,吉利发动机制造,浪潮大数据产业园,比亚迪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批投资强度大,产业带动性强的标志性中高端制造项目落户。

在自身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,贵阳如何发挥地区“领头羊”的辐射带动作用?都市圈的本质,是用一种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关系,来替代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“中心-边缘”的二元对立关系,实现区域内城市的共建共享共赢,而不是以往的“虹吸效应”。

贵阳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今年以更大力度推进贵阳贵安融合发展,提高辐射带动能力。

具体包括:编制完成贵阳贵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,启动东部产业新区开发建设,加快贵安新区城市建设。以交通为重点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,构建贵阳贵安半小时通勤圈;以协同为基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,大力推动贵阳贵安产业发展互补互促,打造西部绿色金融中心。

通过在产业布局,要素配置,城市规划建设,社会管理等方面统一规划建设,统筹管理,贵阳贵安两区同频共振,实现1+1>2的聚合效应,逐步构成区域联动协作的发展新格局。

透过“贵阳经验”,可以窥见正在高速成长中的中西部省会城市,在通过“强省会”策略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,协同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共赢的路径。展望“十四五”,南宁,贵阳,太原间的你追我赶必然还将继续,各自所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,也将为我国城市群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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